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关于印发《交通银行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6年7月31日，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各分、支行：
现将《交通银行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各分、支行必须切实加强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管理，严密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未经授权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分支行，自文到之日起必须立即停止办理此项业务。对过去已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待汇票到期付款后结清帐户，如有逾期贷款等遗留问题应抓紧催收，督促和帮助企业落实还贷资金，并将情况书面报告总行。对擅自办理或越权承兑银行承兑汇票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有关分支行应对直接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二、已经授权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分支行，已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凡超过《暂行规定》限制的余额的，应限期压缩，不得再超限额办理新的业务。各分支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余额控制数见附件。
三、按照《暂行规定》并经授权可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分支行，可根据本行的实际需要，有计划有控制地开展这项业务。
四、银行承兑汇票的会计核算仍按照原有关规定处理。中国人民银行如有新的规定时，总行将通知各分支行按照办理。
五、各分支行必须准确、及时填制《暂行规定》所附各类统计报表，并按规定时间报送上级行。总行和管辖分行要加强对各分支行开展此项业务的检查和监督，发现在填报数据上弄虚作假者，予以严肃处理。

附：交通银行关于加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
一、为了在加强金融服务的同时，严密防范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使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有计划、有控制地发展，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实行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级授权，分类指导。
三、总行、管辖分行根据两级管理的职能，切实加强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管理。总行负责监控各管辖（直属）分行的执行情况，管辖分行负责在总行下达的承兑比例和额度内监控辖内行的执行情况。总行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如下：计划部门负责制定全行承兑业务的总量比例、额度控制及对全行业务的调控；信贷部门负责制定全行承兑业务的审批权限、授信额度和审批大额承兑业务；财会部门负责制定全行承兑业务的会计监督事项、会计核算手续处理规定等。各分支行必须在总行下达的承兑比例和额度内加强管理，不得突破总量。未经批准突破总量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直至取消办理此项业务。
四、凡根据本规定，符合条件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的分支行，在报经管辖分行批准，并报总行备案后，可以开办此项业务。
五、各分支行审批承兑银行承兑汇票授权范围如下：
单位：万元
分支行类别 每张汇票金额 单个企业余额
管辖分行 Ａ级 1000 3000
Ａ－级 800 2000
Ｂ级 600 1500
直属分行 Ａ级 1000 3000
分支行类别 每张汇票金额 单个企业余额
Ａ－级 800 2000
Ｂ级 暂不授权
其他分支行 一等行 500 1000
二等行 300 600
三等行｝ 暂不授权
四等行｝
六、各分支行审批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应集中在本部进行，辖属营业机构（办事处，分理处等）不直接办理此项业务，其受理的业务，可通过本部办理。
七、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我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法人和在我行开立存款帐户的法人内部单独核算的单位。
2．经本行评定为ＢＡ级以上信用等级的客户，并具有支付汇票的足额资金来源。
八、出票人在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时，必须提供下列担保之一：
1．足额的且能兑现或流通的有价证券或单位定期存款单；
2．具有清偿票据债务能力的并且是在我行开户的保证人；
3．存入不低于承兑金额30％的备付保证金，其余70％应符合授信条件。
九、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不得签发无对价的银行承兑汇票，防止有人以此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
十、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的审批程序：
1．信贷业务部门受理业务时，应对出票人提交的申请书（附表一）、购销合同、会计报表等有关资料和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根据《交通银行信贷资产实行风险度管理的暂行规定》对承兑业务逐笔进行风险度测算，按照《交通银行担保贷款办法》对质押物或保证人的保证资格、代偿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查，并填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审批表”（附表二）连同审查材料一并送交信贷管理部门审核。
2．信贷管理部门对信贷业务部门提交的审批表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核，在审批表填写审查意见后报送分管信贷业务的行长或副行长审批。
3．审批表经分管信贷业务的行长或副行长审批并在有关栏次签注意见后，送交信贷部门据此与出票人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和质押合同或与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
十一、会计部门对银行承兑汇票实施会计监督的内容如下：
1．按第七条规定审查出票人的资格，条件；
2．汇票记载内容是否填写齐全、完整，并审查“交易合同号码”是否填写；
3．银行承兑协议是否填写齐全，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4．质押合同或保证合同是否填写齐全，签章是否符合规定。
十二、银行承兑汇票经会计部门负责人复审无误后，由经办人员在各联汇票上注明承兑协议编号，在第二联汇票正面记载“承兑”字样和承兑日期，在“承兑银行盖章”处加盖“交通银行汇票专用章”和授权经办人员名章，并用全行统一的压数机在“汇票金额”栏小写金额下端压印汇票金额后，将第二、三联汇票连同第一联承兑协议交给出票人，同时按照承兑协议规定向出票人收取承兑手续费。
十三、承兑业务的事后管理：
1．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付款前，信贷部门应视同贷款后的管理，要求出票人按期报送企业财务会计报表和有关资料，随时了解和掌握其生产经营情况、资金财务状况，并视其情况，发出“银行承兑汇票交存票款通知书”（附表三），督促企业到期交付足额票款。
2．在汇票到期，而出票人帐户无款或资金不足支付、造成本行被迫放款时，须填写“被迫放款垫付报批表”（附表四），作逾期贷款处理，计入贷款规模，并及时向出票人或保证人追偿。
十四、档案管理和报表的报送：
1．各分支行信贷部门应建立台帐，将有关资料视同贷款档案进行管理。
2．各分支行按月填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清单”（附表五）、“银行承兑汇票逾期情况明细表”（附表六），按余额逐笔填制，于次月5日内报送上一级行，管辖（直属）分行于次月10日内将全辖报表报送总行，遇例假日顺延。
十五、银行承兑汇票是空白重要结算凭证，必须按照总行规定的领用、保管制度，严格管理。
十六、本行以往有关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规定，凡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