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措施的版权保护

梁志文


版权保护的技术措施，是指版权人所主动采取的，能有效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并对版权人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目前版权人常用的技术措施主要有：反复制设备、电子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电子版权管理系统、追踪系统以及控制进入受保护作品的措施。
技术措施受保护须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有效的技术措施。在有效的判断上，它可划分为两个标准，一是技术措施控制版权作品的有效性，即对作品的使用、接触需要“版权人许可”，或者“授权”。二是技术措施本身的有效性，它是指版权人用以控制作品的技术措施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当然，这种技术可行性是指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能充分有效即可。因为任何一项技术措施不可能是完美的，黑客能够破译的技术措施并不能说明技术措施本身的无效。

第二，它是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所谓版权人，是指作者和版权持有人，版权持有人包括出版者、广播组织、版权继承人、作者的雇主等。笔者认为，只有合法权利人对其采取的技术措施才受版权法保护，对侵犯他人版权的作品加以控制的技术措施不应受版权保护。当然，对于这一点，其举证责任可由规避技术措施者来承担，以平衡双方利益。

第三，它是一种设备、产品或方法、组件。即是用以控制版权作品的任何技术、产品、设备及其部件或部分。

根据各国立法实践来看，技术措施可以分为两类：控制访问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使用的技术措施。侵犯版权人的技术措施也主要体现为两类：规避访问控制技术措施和规避作品使用控制技术措施。这些规避行为通常表现为“未经版权人许可，对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对技术措施进行躲避、绕过、移动、关闭或妨碍。”在侵权的构成要件上，“附属的侵权行为”还须考虑其主观因素，即其设计或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受版权保护的技术措施。“商业目的”性质的拥有该类装置以及进口、发行、销售、出租或广告行为也具有侵权之主观要件。当然，如同所有权利一样，技术措施保护也存在权利的限制和例外。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六款原则性地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此外，计算机程序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计算机软件方面的保护。对于技术措施保护的“限制和例外”除在著作权法中的规定外，还将新的例外通过行政法规予以规范。这是我国技术措施保护在形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次，在我国技术措施保护是以侵权行为为中心的。由于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帮助侵权（共同侵权）”的规定，故在某种程度上，含有规避用途的设备、产品或方法的设计、生产、制造和使用行为并不在禁止之列。第三，在侵权的构成要件上，我国要求行为人“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技术措施。“故意”按照一般法理，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版权人采取了技术措施而予以有意避开或破坏。

技术措施保护的法律属性

版权法在当代最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在保护范围里出现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它给版权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突，怎样解决冲突，首先就必须对纳入了版权法体系的技术措施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它实质上是一种网上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技术措施是版权人的一种经济权利，也是作品传播者的经济权利，即是一种邻接权。

首先，技术措施是一种经济权利，它是网上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随着网络这一第四媒体的发展，网络版权的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在网络环境下，作品上网就会产生全面自动传播的结果，其原因是网页的后台软件具有类似传统版权法中传播组织的地位。因此，作品上网在带给全社会信息传播便捷的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对版权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传统版权法面对网络时代浩如烟海的信息被大量使用、复制、传播而呈现无能为力的状态，“新酒已无旧瓶”可装，权利人开始采取一些技术措施等自救系统来与盗版作斗争，并且运用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推动了技术措施的版权立法进程。版权法出现了新型权利处理机制，它们主要体现在：设置收费装置，对作品的具体利用进行收费；集体管理机制得以强化；作品的电子交易将会广泛运用。技术措施，不管是控制访问的技术措施还是控制使用的技术措施，从本质上看它创设出一种有偿使用作品的新机制，它往往体现“每次使用收费”的目的。即如果用户需要使用作品，往往需要在付费后才能获得访问口令和用户密码。

从版权法的发展历史来看，版权的使用制度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各国版权保护总会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反映。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为版权法的发展拓展了新的领域，数字化权、向公众传播权、出租权、公共借阅权等逐步纳入了新的法律体系。可见，技术措施作为版权人对其作品利用进行控制的一种措施，明显是具有经济权利内容的。

在版权法经济权利扩张的历史过程中，所有涉及作品利用的新技术案例初看起来似乎表明，当版权人试图去控制一种新技术的传播方式时，技术往往战胜版权。当人们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时，事实上该种观点仅仅在于某些版权人试图阻碍技术进步的情形。如果版权人试图对作品利用方式的新技术进行控制，阻碍社会各种通过新技术获取作品时，版权人往往难以如愿。当然，版权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补偿。法律常常给版权人以报酬以允许新技术的继续利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版权人的经济权利也在新的领域扩张了。在另外一类情形中，当版权人不是试图阻碍技术进步，而是在于积极利用新的传播方式时，他们往往会得到法律的认可，因为这意味着与版权人作品的传统利用方式相竞争。例如音乐作品的广播权、网络传输权等。在数字环境下产生的技术措施，体现了版权人试图积极利用新的传播媒介之愿望，因而它有助于鼓励智力创造，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繁荣。鼓励创作，在版权法体系中表现为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尤其是经济权利，它为作品创作提供了“助燃剂”。

其次，技术措施主要体现作品的经济权利，它是一种邻接权。尽管网络是否为一种新的媒介存在争论，但作为一种新的作品传播方式是毋庸置疑的。它为作者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产生了复杂的网状传播，甚至有人称之为“万人出版时代”。但笔者认为，传播主体多元化并不能说明终极传播组织失去垄断，邻接权并没有溶入版权中，技术措施体现的是一种邻接权。技术措施进入版权体系是在传统传播组织（邻接权人）即出版权业界的推动下产生的。终极传播者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网络的出现而从根本上动摇，而是凭借专业传播者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大举向网络进军。其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地位不断推动版权法的立法。结果是以邻接权为主题的权利不断强化。技术措施进入版权法体系，正是版权业界在立法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的结果。有反对者在评论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时说：“计算机和软件产业集团在劝说国会创建反技术规避新的限制和例外时能使该法对其产业减少损害等方面是非常不成功的”，“他们的声音被出版界淹没了”。版权界之所以推进技术措施立法，是因为它体现了他们的重要利益。当然，我们承认，在网络上有些作者创设网站向公众传播作品，获取报酬，作品的作者就是作品的传播者。技术措施本身是不受版权保护的（当它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时是另外一回事），它须有效控制作品时才符合法律所保护的要求。而技术措施常是传播组织控制作品传播的一种方式。作者通过网络传输权、数字化权等能够保护新技术条件下的利用方式给自己带来利益。当然，作者也可以自己充当传播者的角色，但这不否定技术措施是一种传播组织者的经济权利这一性质。

技术措施保护的经济分析

技术措施保护的合理性不仅可以通过伦理价值的分析得以论证，也可以通过经济分析得以论证。从经济学来看，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矫正其外部经济性，使知识生产具有效率的方法是产权界定，以及提供给创作者以独占垄断权。传统版权法的制度供给在新技术条件下明显不足。因而产生了新的制度需求。

第一，知识具有公共产品 的属性，版权法的发展趋势是公共产品的强化。

公共产品的特征有二：一是其消费者是非竞争者的，一个人对一件公共物品的消费（或享受）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种物品的消费；二是它为非排他性的，要排除任何人享受一件公共物品的利益要花费非常大的成本。当然，纯公共物品是比较少的。在这一场合，私人市场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可能小于最优值，即产生不足问题。因此，为了校正信息（知识）供应的不足问题，政府应自己生产和传播信息，对私人生产信息予以补贴或赋予信息以特权的垄断。其显著的经济特征在于这种特权都是垄断权。版权法的任务是给作者、作曲家和艺术家以垄断报酬。

传统版权法的基础是有限的复制技术，但在新技术下出现了保护成本问题。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诞生，给人们获取作品带来了方面快捷的好处，同时也给版权人按照传统版权法保护权利以巨大挑战。面对浩如烟海的网上作品去制止侵权和防止侵权给其投资收益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困难。在商业化过程中，权利人通过自己系统的发行网络实现私人收益越来越困难。版权人在新技术条件下利用技术保护其利益的“自助”系统便产生了，但技术措施也可能被破解或绕开，因此它产生了法律保护的需求，并通过版权界的立法动议而予以反映。

第二，作为知识产品的一个部分，版权产品（作品）在新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外部经济性相应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版权法的方式予以矫正。

外部经济是指个人或厂商（经济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即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版权产品（作品）所涉及的是外部收益。版权人提供产品而获得利润，使其他人（经济人）也会收益，而版权人通过许可索取的价格，只得到对社会总收益的一部分。虽然创作者负担进行创作的成本，社会却得到了整体的收益。当市场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对商品的配置是无效率的。外部经济是非自愿的和有害的，市场决定的产品水平可能相当低。就版权等知识产品而言，矫正并使之内部化的政策是法律制度鼓励或制止外部经济效应。即法律赋予版权垄断授权创作者采取行动对付不向其创作支付费用的揩油者。

在新技术条件下，数字化技术使低成本复制成为可能，复制的精确度非常高，增加了各种获取作品的途径，并且快捷方便，其传播成本几近为零；未经授权而使用、改编、复制的风险大大增加；版权人、使用人和发行人高度分散化，每一个消费者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侵权人和传播者，即成为版权人的潜在竞争对手。基于有限复制技术的传统版权法的制度供给明显难以抵制这种不断增强的外部经济性，版权产品（作品）按照公共产品的产权规则就产生了新的制度需求。技术措施就其本质而言，意在控制版权产品的非法访问和非法复制；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意在制裁为侵犯他人版权而破坏有效控制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有意为牟利而提供破坏技术措施的设备及其制造与服务行为。而这些正是新技术条件下版权法所面临的外部经济性加强的表现。


引入情事变更原则之研究

潘志国 律师

{中吕律师事务所，030006，男，汉族}

[内容提要] 当契约严守的一般关系显著变化时，合约各方是否仍受拘束，如不受拘束，其要件及效果是什么，这些均需要情事变更来回答，本文从情事变更条款的理论沿革出发，结合大陆案例及立法，剖析将其引入我国法上的障碍，并尝试性地提出排除方法，进而分析了其适用要件及法律效果，以期早日立法。

[关 键 词] 情事变更 障碍 适用 效果

［提 纲］

一、前言
二、“情事变更条款”理论的沿革
1.“情事不变条款”理论
2.“前提假设论”
3. 19-20世纪之交时期的状况
4. 德国的“法律行为基础”理论的发展
5. 法国的“不预见理论”
6. 我国的情况
三、我国法引入“情事变更原则”的障碍及其排除
1. 理论方面
2. 操作方面
四、情事变更问题在我国的对策
五、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要件
1. 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
2. 对“情事变更”的时间要求
3. 情事的变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
4. 维持原有合同效力显失公平或有悖于诚实信用
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果
1. 实体法上的效果
2. 程序法上的效果

[正 文]

一、前言
世界上任何发达的法律体系，无不是建构在有效成立的合同须予遵守这一原理之上的，这一原理便是“契约严守”，我国合同法实际上也规定了这一原则[1]，这样便发生了如下问题，即任何合同在缔结之际，无论当事人是否意识到，均是以当时存在的法秩序、经济秩序、货币的购买力、通常的交易条件等特定的一般关系或环境为前提的，如果这些一般关系或环境不可预见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合同的当事人是否仍然受原来合同内容的拘束？如果不受拘束，则其要件和效果是什么？这些均需要“情事变更原则”来回答。
所谓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或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或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时，则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的法理。究其实质，情事变更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运用，目的在于赋予法院以直接干预合同关系的“公平裁判权”，消除合同因情事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2]。因此，情事变更原则已经成为当代债法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3]。
情事变更原则虽然发展于人类历史的灾变时期，特别是20世纪的早期，却不独于灾变时期有其适用，这已是学说上不争的定论。在我国，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尤其是我国正处在改革时期，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于经济活动产生剧烈影响之情形时有发生。不独国内诸多情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经济、政治的风云变幻，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的开展。如此，因情事变更而造成合同履行障碍，自属无法回避之事，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应当借鉴外国经验，备应对之策，以避免“法律不足”之现象重演。不无遗憾的是，新《合同法》明确回避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就在此后不久，海峡对岸的台湾修正了其民法债编，明确吸收了情事变更原则。这也说明我们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
二、“情事变更条款”理论的沿革
1.“情事不变条款”理论
按照通说，情事变更原则并非起源于罗马法，其最初的萌芽见于12、13世纪的“注释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其称之为“情事不变条款”(亦称“情事变更条款”或“事物不变更约款”)。至17世纪，自然法思想居于支配地位，情事不变条款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诸如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的著述中均有演示。及至18世纪中叶，该理论同时在自然法和普通法上被更为详细地定式化，在《普鲁士一般州法典》以及《奥地利一般民法典》中均有规定。到18世纪后期，情事不变条款的适用过分广泛，以致被滥用，损及法律秩序的安定，在学说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然拿破仑战争以及大陆封锁的时代、革命战争的动乱以及德意志第一帝国的解体，则对该理论又重新赋予了效力。19世纪初，法国历史学派兴起，对于自然法以及法典化思想予以低调评价。一时间“情势不变条款”理论在德国的法学理论上偃旗息鼓，在萨维尼的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中，以及19世纪的大多数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甚至根本未提及这一理论。
2.“前提假设论”
针对上述空白，1850年温德赛特提出了与情事不变条款相似的“前提假设论”。其近似于说合同本身的缔结是附条件的，故称为“前提假设论”。前提如属自始欠缺或消失之场合，则发生当事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前提如属在后来丧失之问题，这便与情事变更原则具有关联了。
3. 19-20世纪之交时期的状况
后起的分析学派，强调实证法主义，主张形式正义，重视契约严守及法律秩序的安定，因而情事不变条款学说愈益丧失其重要性。尽管情事不变条款在一些法典中被规定为正式法律条文，但在《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未规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承认情事不变条款法理会使合同的解消变得容易，这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达而确立的并在整个19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契约严守”原则是相对立的。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了经济社会的大动乱，大量的现实问题使得已被各国忘却了的情事不变法理重新被人想起。
4. 德国的“法律行为基础”理论的发展
1)“经济不能”理论
一战造成的社会与经济的混乱，导致了大量的合同根基的动摇，判例上尽管肯认了对债权人的合同内容的改订或者合同解除的权利，但是这时的理论所采的法的构成尚为“经济不能”的理论。而事实上，大量的纠纷很快即表明，这一结果在很多时候，不符合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的意愿。
于是，判例上在1922年采用了奥特曼所主张的行为基础丧失理论，自此以后，这一理论成为处理情事变更问题的主导性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