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关于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通知

卫机发[200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决定，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为传染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依法管理。为防止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通过交通工具传播和扩散，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和交通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国务院同意，现就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各类卫生、铁路、交通、民航部门（单位）对通过交通工具可能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建立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共同努力，严格堵住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渠道。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协调上述有关部门，在铁路、公路、水运沿线和主要航空站所在的地级及其以上城市，设立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站，配备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并制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预案以及接触者的调查、处理方案。对交通工具上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站负责留验观察和隔离治疗。任何地方都不得拒收。

三、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要制定非典型肺炎应急处理预案。在火车、汽车、飞机、船舶等交通工具上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后，交通工具的负责人要立即通知前方最近设有留验站的城市的铁路、交通或民航部门，联系做好留验的准备工作。同时，立即在交通工具上采取隔离、通风等措施，对与病人同舱或同一车厢的乘客和其他与病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并通知前方沿途各站联系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对沿途下车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乘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必要的医学检查等工作。

四、留验站所在地的卫生部门要开展医护人员培训，认真做好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的留验观察、隔离治疗，以及跟踪调查和主动监测工作。国家和省级卫生部门负责向各地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五、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和交通工具的负责人，要全力配合卫生部门，调查和提供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的相关信息，以便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检疫、民航部门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对飞机上病人、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回顾性追踪调查工作。

六、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要对交通工具和车站、码头客运站、侯机楼等相关场所进行经常性的消毒，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保持交通工具和相关场所良好的通风。一旦在交通工具上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要立即对交通工具进行消毒。

七、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在旅客办理登车、船、飞机手续时，通过观察和询问，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应当劝阻其登乘，并立即通知检疫机关或当地卫生部门。

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要在交通工具上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消毒物品，加强对本系统员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增强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和能力。对有关部门通知协助调查、寻找需要追踪的病人和疑似病人，交通工具上的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协助寻找，并采取隔离病人、通风和必要的消毒等措施，立即开展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和登记工作。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还要以多种形式对旅客大力开展防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向社会公布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留验站的设置地点和联系方式，并对留验站的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卫生部 财政部 铁道部

交 通 部 民 航 总 局

二OO三年四月十二日


试论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刘成江


　　自东周王权旁落后，社会秩序甭坏，社会开始转型，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过渡，面对这种剧变，新旧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和人民的痛苦更形强烈，因此知识群体都在追寻解决之道，诸子百家齐放，各有主张，法家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综观法家历史，法家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和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与慎到等人继其后，最终韩非集大成者，综合与总结了以前法家所取得的成果及经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建立起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从而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在法家学说中对中国古代法律最具影响的就是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下面笔者将对此理论进行分析、探讨。
　　一、法家关于法的概念
　　法家是首先用“法”字来代表法律这种特殊社会规范,他们反对“礼治”，提倡“法治”。而中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也是从法家开始的。法家认为法是由君主或官府制定执行的以刑为核心的、所有民众都必须遵守的成文行为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是最维护法制和重视法律作用。关于法律的一些认识，法家在其理论中有这样的描述：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意思是法律具有公平正直性，如同量长短的尺寸,正曲直的绳墨,称重量的衡石等,如同度量衡一样,作为衡量人们行为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家强调法的客观性、平等性,试图据此为社会建立客观、公正的行为规范,要求法“不别亲疏,不疏贵贱”。法家对法律的这些论述，已经触及到法律的本质。法家认为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公平的，为“以法为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谓之法。”;商鞅也说:“法者,国之权衡也”。

　　二、法家的以法为本理论的内容
　　（一）要求制定成文法
　　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首先有法。法律制订以后,既然要人们遵守,就必须以成文的形式予以公布,并力求做到家喻户晓。商鞅指出:“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郑国子产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晋国的“铸刑鼎”。在公布成文法运动的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封建法制进一步完善,法家代表人物魏相李悝的《法经 》便是其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法家对于制定法律也是有规律可循，对法律的制订有如下的原则：第一,必须“当时而立法” 法家要求法律的制订要“法与时移,禁与能变”，“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按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是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这和我们今天制定法律的规律相同，是要结合现实条件。第二,必须考虑人们是否力所能及,“毋强不能”,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立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事败”。因此,立法者不能立禁太多,“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这一点来讲，法家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二）要求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
　　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他们所注意的是法律,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何种行为该赏,何种行为该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礼而异,不能因人而异,处于一种随机的状态，必须有统一的法律,一刑,才能使人守法,维持公平。为了使法律有效地实施,法家还提出了重刑的主张。这也是其以法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商鞅指出:“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韩非子中对此作了解释:“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韩非还对重刑所具有的杀一儆百、维护社会秩序之一般预防作用作了详细说明:“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可见,在法家看来,重刑是达到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重刑并不只是针对某一罪犯,而是要威慑全体民众,“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以刑去刑”,重刑的提出以及实践让法律在当时得到保障，树立绝对的权威。以此达到树立法律的权威。在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维护法制的学派，法家通过严格的赏罚制度保证法律的施行：奖赏依法办事的人，用重刑打击违法行事的人，使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法家主张“法治”,反对把国家的兴亡治乱完全系于“圣主、贤主”身上,反对儒家的礼治，不相信一两个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不相信圣明的君主，坚决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随人而治，因人而兴衰的治国方法。法家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