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罚金刑问题

一、 罚金的概念、特征及其适用价值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
1、首先，罚金是一种财产刑，犯罪的多样化决定了刑罚的多样化。如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等等。我国刑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罚金刑属附加刑的范畴。但罚金刑仍然具有国家强制性，适用对象特定性等刑罚的基本特征。单就罚金而言，同样属于给予犯罪的刑罚处罚。
2、罚金以强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为内容，具有专一性。实质为国家剥夺犯罪分子对部分金钱的所有权。
3、罚金的适用主体只有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罚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对他人或单位适用。
4、罚金只能对触犯刑律的自然人或法人单位适用。其刑罚性质，决定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于触犯刑律的从事一般违法行为的人，则只适用相应的非刑罚方法。
近些年来，关于罚金刑的利弊优劣的争论在世界各国的法学界众说纷纭。但其适用仍然被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广泛运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 罚金刑是惩罚和抑制贪利型犯罪人的有效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贪利型犯罪率逐年上升。对该类犯罪分子处以自由刑是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的，“坐牢一时，享乐一世”的想法只有通过罚金的实施，剥夺其继续犯罪的资本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发挥到最大效应。
（二）罚金刑符合刑罚经济原则，司法活动也同其他经营活动一样，不能脱离成本与效益，不能违背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对犯罪情节相对轻微的有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一些犯罪分子，因刑期短，不足以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单处以罚金刑，给其在经济上沉痛打击的同时又能减轻国家为改造犯罪要支付的不必要的支出，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司法效果，有效防止和控制犯罪。
（三）罚金刑可避免犯罪人在狱中恶性交叉感染，短期自由刑是将犯罪人关押在监狱或看守所内，与形形色色的犯罪人相处在一起，很容易造成恶性交叉感染，相互交流犯罪“经验”，传习犯罪，违背刑罚教育改造的初衷。与之相反，罚金刑不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对犯罪人不实行关押，就能有效地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在青少年犯罪中，对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四）罚金刑是惩罚法人犯罪的最佳手段。法人同自然人不同，是具有法律拟制性的主体，无生命和自由可言，更没有承受生命刑和自由刑的资格。世界各国普遍对法人犯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又处罚犯罪法人。同自然人相比，法人虽没有生命，，但具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罚金这种财产刑对犯罪法人的适用成为处罚其犯罪的最佳方法，也是我国处罚犯罪法人的唯一的刑罚方法。
（五）罚金具有可附加性，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罚金属附加刑”，具有附加性，均可与自由刑，生命刑并科适用。正因为罚金刑的附加性，才为大范围的适用罚金刑提供了可能。
二、罚金刑与行政罚款及赔偿损失间的区别
首先，罚金刑与行政罚款有着本质的区别，罚金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一种刑罚方法，是由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刑罚方式；罚款是由有关行政机关对于不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者所适用的一种行政处分，如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罚款，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海关法规、税收法规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罚款等等。可见罚金与行政罚款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性质不同、适用机关不同和适用的对象不同。
其次，罚金与赔偿经济损失也是不同的。在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上的赔偿经济损失，是指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如因伤害而由犯罪分子付给被害人的医疗费或一定的生活费、误工费等等。但这是属于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赔偿的问题，这附带的民事赔偿其性质也不是刑罚，而是一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赔偿损失是人民法院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在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所作出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中的一种。责令免予刑事处分的被告人对遭受经济损失的被害人给予的赔偿。其性质也是一种刑事附带民事的强制方法，而不是刑罚方法。上述非刑罚方法赔偿的金钱都直接交给被害人，而不像刑罚方法中的一律上缴国库。
三、罚金刑的历史发展及新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在我国渊源于唐虞的“金作赎刑”，从《尚书、舜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到《管子》的“过罚以金”，都是对一些轻微犯罪以及某种身份的犯罪适用，并具有浓郁的赎刑色彩，经历了赎罚合一 及相互交织的时期。
随着货币的产生，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国刑法从重视犯罪个体的惩罚向刑法调整效应转化，各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将罚金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1971~1975年的日本，法院适用罚金刑占刑事判决总数的96%以上。
我国由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破碎的经济形式，守旧的经济观念及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旧的法学思想将西方国家中的罚金刑适用率高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以至1979年刑法典中罚金刑条款只有20条，占分则条款的19.1%，而司法实践中由于“以钱买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罚金的适用更是甚微。
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及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刑罚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产品经济的刑罚观向商品经济的刑罚观转变，由执行政治职能向执行经济职能的刑罚观转变，由个人刑罚观向法人刑罚观转变。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广泛地制定罚金刑，刑法分则351条中涉及罚金刑适用的条款达182条375处之多（八个修正案又有增加），占分则条文的51.8%，充分体现了罚金刑的广泛性。这是我国刑事立法进一步健全的标志，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其表现在：“1997刑法”不但在分则中，而且在总则中规定了强制缴纳罚金的规定。“1997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免除。”也由此可见，对罚金的执行，我国的司法制度分为四种情况：一是限期一次缴纳；二是限时间分期缴纳；三是强制缴纳；四是酌情减少或免除缴纳。充分体现了罚金刑的刑罚强制性。更进一步说明了罚金的执行不受时效的限制，即必须缴纳的刑罚处罚性；另外，在罚金刑适用方式上，修订后的刑法在法律条款中除少数系单独选择适用外，并科罚金刑克服了刑法中“可以”性弹性条款，对犯罪分子适用自由刑的同时，必须同时适用罚金刑，司法人员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所以，我国“1997刑法”中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不但是现代刑罚轻缓化的体现，也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适应犯罪形式由单一的自然人一般违法行为向自然人贪利型犯罪及单位经济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转化的强烈要求。更是刑罚结构体制改革的体现。19世纪开始，曾一度占据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代替。而今天，伴随着罚金刑适用率的大幅度提高，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又向着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的刑罚体系转变。我国刑法正适应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大胆地调整刑罚结构，扩大了罚金刑的使用。
四、我国罚金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罚金这种刑罚方法在具体适用时，刑法有的条款规定可以单独适用，如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等，单处罚金一般只适用于轻微的犯罪。有的条文规定只能并科处罚，如伪造有价证券罪、赌博罪等等。并处罚金一般适用于较重的犯罪。还有的条文规定既可以单处罚金也可以并处，如盗伐、滥伐林木罪，窝赃、销赃罪等。现行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主要是对那些贪财图利或者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同时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如扰乱法庭秩序罪、拒不执行法庭判决裁定罪等。对于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予以一定的金钱的剥夺，既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又对这类犯罪从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惩罚，剥夺其一定数量的金钱，可以摧垮他们赖以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能力，有利于预防犯罪。但是“1997刑法”修订后大幅度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运用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下就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一）罚金刑的数额问题。
罚金刑的数额直接标示着罚金刑的轻重，体现国家对犯罪行为人惩罚的强度，有关罚金的数额“1979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对其均未作规定，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之后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出现了限额罚金制，明确规定了罚金的最高数额，如《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5000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1000元以下罚金……”修订后的刑法，总则中仍没有对数额作出规定，分则中对多数可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也未作规定，但是对有的犯罪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如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倍比罚金罪（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虽然“1997刑法”已作出上述一些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确定罚金的数额却“问题百出”，表现为：
1、确定罚金的数额的依据不明确，法官的主观随意性过大。主要体现在现行《刑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根据该条款，我们认为确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即犯罪情节。而司法实践中恰恰相反，我们常常在审查报告和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和量刑建议部分看到这样的表述：“鉴于被告人某某的经济状况，判处罚金xx元”此类情况极其充分地表现出法官在确定罚金数额时的主观随意性，并由此导致的裁量结果的极度不平衡。
2、以罚代刑、以刑代罚的情况层出不穷，我国刑法历来反对以刑代罚或以罚代刑，但审判实践中此类情况时有发生。有资料显示，我国基层法院审判的判处罚金案件中，刑期低于法定刑期起点的高达60%以上。如黑龙江省xx市三名被告人于某、张某、王某，均无业。2005年1月三被告人以事先谋划好的骗局骗取被害人徐某现金45000元。破案后，该款全部返还失主，2005年4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三被告人行为构成诈骗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三万元。当年，依据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黑龙江省对诈骗案件数额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而刑法二百六十六条则明确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三被告人诈骗数额45000元，属于数额巨大范围。法院判处被告人缓刑，主刑偏轻，而罚金三万元，附加刑又相对偏重。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特别是当案犯家境贫寒，无固定收入来源时，审判人员往往会加重案犯的刑期而选择减判甚至不判罚金。
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主要有（1）对罚金刑的地位认识不足，认为罚金刑是附加刑，只要主刑得当，罚金的多少关系不大。（2）近年来的罚金刑执行难问题给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再加上各级法院都在强调加大案件执行力度，注重案件执结率，使得各法院在裁量罚金时不得不考虑罚金刑的可执行问题。（3）人类的怜悯本性及中国自古以来的“仁”性教育使审判人员对家境贫寒的案犯萌生恻隐之心。无论如何，法官在办案时应尊重刑法的有关规定，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确定时应与该行为所处主刑协调一致，一般将罚金的数额与主刑之间确定一定的正比例关系，主刑越重，罚金数额越高，反之亦然。当然，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导致比例函数值的不同，就需要各地法院不断地摸索总结，找出适合自己的比例关系。
（二）关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如何适用罚金问题
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能否适用罚金，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但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理论界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不适用罚金刑。理由是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无个人财产可供缴纳，在家庭中也无独立的较大份额的财产，对判处罚金势必由他人代缴，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外，可能在未成年人心灵中产生“以钱赎刑”的错误印象，影响其形成正常的刑罚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是否适用罚金刑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区别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被告人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或已经接受了赠予、继承了遗产等个人财产可供缴纳罚金的，应判处罚金。否则，不能判处罚金。这两种观点侧重保护未成年人，有一定的积极性，但都有其弱点，即以未成年人是否有可供缴纳的财产作为是否判处罚金的依据，与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相悖。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罚金，如何适用罚金并未作限制性规定，因而对他们除适用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外，不应有其他的关照。只有这样，刑罚才能公平、合理的实施。
（三）关于罚金刑的执行问题
罚金刑的执行问题是目前法院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据资料表明，罚金案件的执结率不足5%，中止执行率达到85%以上，其原因有三：1、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因行动受限客观上难于配合执行；2、被执行人与其亲属的财产之间界限模糊，难与分清，使追缴陷入僵局；3、罚金刑执行程序不明确、不顺畅、不规范致使案件久置无人问津。
要解决或缓解罚金刑执行难问题，应首先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执行主体问题。目前，罚金刑的执行原则上归执行庭主管，而大量的民事、经济等案件已经使执行庭不堪重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另辟溪径，建立主管罚金刑执行的新队伍。
2、关于罚金刑的减免问题，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均规定了罚金刑的减免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实施。要真正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必须将刑法中规定的罚金刑减免制度落到实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罚金刑减免要求应由被罚人向负责执行部门提出申请，并由负责执行的机关进行审查。根据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减免罚金刑的条件是“由于遭遇了不可抗拒的灾祸，缴纳罚金确有困难。”对此必须把握两点：第一，必须是缴纳罚金确有困难。第二，是缴纳困难确实是因不可抗拒的灾祸造成。最后，就是减免的时间一般应在案犯主刑执行完毕后提出请求。
3、罚金刑与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及行为人其他债务的执行问题，罚金刑是对刑事被告的刑事处罚，因而必须优先得到执行，执行中有对抗案犯其他债务的优先效力。但因案犯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从保护受害者的原则出发，应先满足受害人的受偿权后，再执行罚金刑。
总体上说，，罚金刑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与我国司法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密不可分的。如审判人员的执法不严，从审判实践来看，确有一些依法应判处罚金刑的案件由于是异地作案，流窜作案，判处罚金后执行困难而没有判处罚金刑。其次，立法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997刑法”中对罚金刑的修订虽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有些条款过于机械地规定罚金的数额，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幅员辽阔，南北经济的不平横，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罚金刑的难于执行，有些条款的规定也使法官在办案中盲目地判处罚金刑，严重影响了法院判决裁定的严肃性，也影响了罚金刑效能的发挥。
总之，扩大罚金刑的适用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依法治国的形式下不断完善的司法实践也使罚金刑的适用日趋成熟。我们应在工作过程中寻找捷径来解决罚金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将罚金刑的执行落到实处，保障我国司法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作者：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姜永辉




法学视野下的环境权保护研究

余文静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忽视或者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或者破坏。因此本文拟从法学的角度对环境权的保护问题进行简单研究。
关键词：法学视野 环境权 保护 研究
正文：
一、环境权的概念辨析
1、环境权的历史沿革
对于"环境权"的讨论和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由此引发要不要把环境权追加为欧洲人权的讨论。在美国，与此同时也掀起一场万众瞩目的争论，即公民要求保护环境，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宪法根据是什么？因为按传统的宪法及民法理论，公民无权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所以公民对作为无主物的空气、水、阳光等环境要素是不能提出权利要求的。其中，密执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倍受推崇。此理论认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在当今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至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不应再被视为"自由财产"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它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享资源"，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共有财产"，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随其理论备受瞩目，有人便在"公共财产论"和"公共委托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应该在法律上受到确认并受法律的保护 。 之后，美、日两国开始了环境权的立法实践。1969年美国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对国家公民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日本同年也在《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序言中规定："所有市民都有过健康、安全以及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公害遭受侵害。"这些立法实践对于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此之后，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第52页中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 同年9月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大会第13届人权拥护大会上，仁藤一、池尾隆良两位律师作了题为《"环境权"的法理》报告。该报告倡议将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称为"环境权"，并指出："为了保护环境不受破坏，我们有支配环境和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基于此项权利，对于那些污染环境、妨害或将要妨害我们的舒适生活的作为，我们享有请求排除妨害以及请求预防此种妨害的权利。" 而欧洲人权会议历经10年的讨论和研究，终于20世纪70年代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197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将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加以肯定，同时还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 以上关于环境权的研究讨论和立法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普遍接受了环境权的观点，并在会议所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加以明确确认，"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主权，并有责任保证在各自管辖和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该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二、 环境权的内容初探
从法学角度来看，环境权应有以下内容：
1、环境权主体广泛性与不确定性。环境权不仅保护人的权利，也保护自然的权利。人类，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即世世代代的人类都是环境权的主体。同时，人在作为权利主体时，作为社会里的人，其权利也衍生出由人所组成的团体的权利。所以，代表人类利益的法人，组织等团体也是权利主体之一。打破传统法律的局限，自然也成为环境权的主体。自然的权利涉及到整个生态系统本身，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物物种和物理存在物等，它们都由法律赋予了享有权利的资格。
2、环境权客体宽泛性。一般认为环境权的客体包括各种组成环境的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如：a、自然环境要素；空气、水、土壤等；b、人为环境要素、生活居住区、历史文物、人文遗迹等。c、整个地球生态圈，臭氧层、海洋、热带雨林、及生物物种等；此外，权利客体还包括防治对象和行为，对于受到损害的各种环境及其组成要素，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传染病等危害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因素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是环境权利所指向的客体。
3、环境权内容丰富性。由于环境权利主体的广泛性。进而就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权利多样化的事实。如环境权利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受并于其中生存、生活、繁衍的权利，具体化为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安宁权、清洁权等，对于自然的权利的保护，因为自然本身不会如人类一样表达意愿，所以其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人类来代为完成。这些权利具体化为：环境损害赔偿权、环境状态信息权、有关地方环境事务的被听取意见权，防止环境危害发展的请求权等。
4、环境权责任的复合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在行为人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一般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民事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如：《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原料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现行法律对环境权保护的不足
1、法律规定的欠缺
第一、民事权利设置的欠缺。目前对违反环境权保护的民事责任设置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不利于司法操作。
第二、当前行政法对环境保护不够。由于行政法的局限性因此在对环境保护上表现出了本身的不适应。 具有严重的不适用性和滞后性。
第三、刑法对侵害环境犯罪的打击不力。刑法的宗旨是对人身或财产权的保护。即使有时也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出规定，但是刑法对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的保护也是针对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而言。如，我国的刑法，对于盗伐珍稀濒危树种的处罚，可能会因为经济价值不高不够定罪量刑条件，而失去环境保护的意义。 传统刑法认为犯罪是行为人对他人权利的一种严重侵害的现象，当这种侵害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时，即可以刑罚制裁。而在环境犯罪中，受到侵害的环境利益因为被认为只依附于一定财产权基础上，不存在环境这种公有物为个人所享有的物质基础，所以还没有针对环境犯罪而制定有力的刑罚措施。
从制度的结构来看，受“警察国家”和“国家代表”等学说的长期影响，以及对市场调节功能认识的不足，现行的环境法律制度大多属于政府的行政监管制度，而在市场运行，环境私益的保护，公众民主参与等方面，制度的建设则很不发达，市场主体利益的保证不力。
第四、环境权法学研究范式的僵化性，我国传统法律研究的范式是“阶级范式”以及现代流行的“权利范式”，笔者认为基于经济法的兴起，以社会本位为研究的范式模式正在兴起。在环境法领域尤其如此。
四、完善我国环境权保护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环境权有了一定的初步了解，对当前环境权保护的不足进行了探析，结合笔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环境权的保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手。
第一、宪法层面：应当增设宪法对环境权的规定。
第二、完善环境保护的各种制度
（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的法律规定见诸于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后经改进，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3条则进一步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肯定了这项制度。根据环境保护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制度，包括工业、交通、水利、农林、商业、卫生、文教、科研、旅游、市政等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以只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下的技术改造项目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但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判断建设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一般原则是：凡是属于中型以上的建设项目，对厂区以外地区的基本环境要素或特定环境保护区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不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不能判断影响程度的，都应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其余的项目可以只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
对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我国最初要求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即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完成，项目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之后才进行。这样规定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做出的环境影响评价一旦未被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已经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即被推翻，而一般大中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大多需要约一年的时间，从时间上和经济效益上都是不可取的；二是如果环境影响评价认为项目的某些内容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变，那么，可行性研究认为“可行”的项目在改变之后则很可能变成“不可行”的项目。所有这些，都使已经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可能变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上的一种浪费。因此1986年的《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改进了这一作法，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
（2）“三同时”制度
其基本涵义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其中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简称“三同时”制度。
（3）、环境标准与许可证制度
环境标准在我国的环境法体系中，是一项主要的技术基础，按照环境标准的性质和限制的对象，可分为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保护仪器设备标准以及有关的方法、标准样品和基础等标准。其中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两类最重要的标准。地特点制定了一些地方环境标准。
（4）、经济刺激与限制制度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特别是资源综合利用方面，我国还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经济鼓励政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对工业企业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可以给予定期减税、免税照顾；对于企业综合利用产品的盈利，在投产三年内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留给企业继续用于“三废”治理；综合利用项目的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专项用于综合利用设施的更新改造；对微利和生产国家急需原料的综合利用项目，各专业银行应当积极给予贷款扶持，还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等等。
（5）、公众参与制度
在我国的宪法中，有一些关于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条款。这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在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在其他环境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
第三、完善法律责任制度
在我国的所有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中，都规定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法律责任。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我国环境法律责任的基本形式，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民事和刑事处罚。在我国的有关法律中，环境法律责任一般包括警告、罚款、责令停止污染和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限期治理、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分，以及由《刑法》规定的有关刑事处罚。
综上所述，我国的环境权保护面临的困难是现实的，在法律务实方面和理论方面有许多难题，笔者仅对此做初步研究以便以后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吕忠梅：《论环境权》，载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2、李艳芳：《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3、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王明远：《相邻制度的调整与环境侵权的救济》，《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99页。
5、姜岩：《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6、李恒远：《环境法制读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