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
——兼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2008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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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

参考资料：
[1]姚建宗: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3] 杜宴林:<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4] 姚建宗: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耿马、西盟两个自治县执行《婚姻法》结婚年龄所作变通规定的决议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2年4月17日云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会议批准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执行《婚姻法》关于结婚年龄的变通规定，即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结婚双方都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仍按《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执行；其中一方是农村社员的，可按变通规定的结婚年龄
执行。
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补充规定“禁止用宗教仪式代替法定的结婚登记。结婚男女必须向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结婚证书才视为确立夫妻关系”。改为“结婚男女必须向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结婚证书才视为确立夫妻关系，不得用宗教仪式代替法定的结婚登记”。
三、第一、第二两项，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两自治县提出的其它各条，仍按《婚姻法》规定执行，认真进行宣传教育。
以上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分别批复两自治县的人大常委会。

附1：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摘要）

（1981年9月1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结合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各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本补充规定。
第二条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各民族男女的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结婚双方都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干部和职工的，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法定婚龄执行。其中一方是农村社员的，男女双方的婚龄可按本补充规定执行。
第三条 禁止用宗教仪式代替法定的结婚登记，结婚男女必须向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结婚证书才视为确立夫妻关系。

附2：关于西盟佤族自治县变通执行《婚姻法》意见（摘要）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结合我县历史以来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为全面施行婚姻法，特制定变通执行办法。
⒈关于结婚年龄《婚姻法》第五条原则规定，“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
以上意见，请审查批准执行。



1982年4月17日